新中国的唯一一家西方石油公司（1949-1966）

寻找中国自己的石油

无论以人口还是地域来衡量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都是（现在依然是）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之一, 因此也潜伏着巨大的石油和油品市场，同时中国幅员广阔，广袤的土地中蕴藏着丰富的矿藏与能源，对于壳牌来说，参与石油勘探的机会似乎是存在的。

1947年夏天，在进行战后重建的同时，壳牌开始在中国勘探石油。 公司派出一支勘探先遣队，从上海出发，坐飞机经兰州到南山山脉（亦称祁连山脉），再折返兰州，一直到长城的尽头。勘探队再从酒泉出发，走陆路到敦煌，确定了好几处值得进一步勘察的地方。

这次勘探原本可以对新中国的经济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的，但是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由此引发的联合国决议，这项勘探计划被迫无限期地搁置了。

短暂撤离

所有大型石油公司都受到政治决策的影响，即使是坚持政治中立的壳牌也不例外。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，与中国维系石油贸易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行。在这几年里，壳牌把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油库、住宅、加油服务站以及数量不等的油品和化工产品的所有权移交给政府。尽管壳牌并不希望退出中国大陆的石油业务，但还是欣然地这样做了。

不过，公司获准保留上海总办事处和杨树浦油库，由总经理郑康琪博士负责管理，他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专注于香港

香港在这一时期成为壳牌的业务重点。此前，香港只是一个转口港，但由于中国市场不再开放，香港的经济出现转型，转向以制造加工业为基础。新产业需要新的机器设备，于是带动了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所必需的航运业务。同时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轿车、货车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， 需要更多的人到工厂里工作，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家庭供电、供暖和供水。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能源需求急剧攀升：1950年代，香港的石油消费量十年间增长到原来的三倍。作为香港主要的油品供应商，壳牌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。同时壳牌将其国际化的视野应用在员工政策中，开始系统培训本地员工就任越来越高级的职位。更多的中国员工加入了管理团队。像壳牌在其他地方的同事一样，他们有机会赴世界各地公干，在最能发挥专长的地方生活和工作。

在倡导和实施这项员工政策的同时，壳牌也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。工商业成为香港最大的烃类产品用户，包括燃油、柴油和壳牌于1960年代初率先引入香港的液化石油气。最初，液化石油气以罐装形式供应给顾客，这与壳牌当初进入亚洲煤油市场时采用“箱装油”颇为相似。也像箱装油后来被更便宜的散装油所取代一样，罐装液化石油气的供应方式很快就跟不上市场需求了。和以前一样，壳牌再次领先，第一个兴建中央储气罐，并为香港的用户铺设了输气管